養豬政策的利與弊
自2007年下半年來,在國家扶持生豬生產發展政策刺激下,各地生豬存欄量迅速回升,穩定了肉類市場。但生豬存欄量劇增之后供過于求,又導致了豬價暴跌,養殖戶虧損。養豬政策是利還是弊?研討會上,各方人士暢談對近年實施的生豬扶持政策的看法。
扶持政策難阻惡性循環
“利好政策的引導下,生豬生產發展得到了迅速的發展”,廣東省委農辦調研處調研員許偉濱指出,豬源有了保障,2007年以來居高不下的肉價逐漸降低。
據介紹,國家為控制肉價上漲,陸續出臺了諸如母豬補貼、良種補貼、保險補貼、發展規模養殖補貼、免征養殖(豬)企業所得稅、明確發展規模養殖(豬)用地、生豬調出大縣獎勵等生豬生產發展扶持政策。受此刺激,各地的生豬存欄量都迅速回升。
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,去年我國生豬年末存欄46264萬頭,增長5.2%；生豬出欄60960萬頭,增長7.9%；豬肉產量為4615萬噸,增長5.6%。
充足的豬源,肉價逐漸下降,也讓“豬賤傷農”的可能性增加。今年春節后生豬出欄量日益增加,豬價也連連下滑。受甲型H1N1流感影響,4月底全國豬價急速下跌,豬價已跌至成本邊緣。
養豬形勢日益嚴峻,會場養豬代表們不禁疾呼國家應該出臺政策保護豬農的利益,穩定生產,否則“豬賤傷農、肉貴傷民”的惡性循環會再次上演。
政策應適應實際變化
“高利潤是生豬產業非正常發展主因。”廣東省養豬行業協會會長吳秋豪認為,正是因為2007年底豬源稀缺導致豬價瘋漲,養豬暴利,養豬才大規模擴張。按當時飼養成本正常計算,賣一頭200斤的肉豬可純獲利400元以上。外來資金(諸如房地產商、IT業等)也紛紛進軍養豬業。
廣東肇慶蓮花原種豬場副場長唐繼成也認為,養豬戶不可能單為了補貼而建豬場,高利潤才是養豬擴張的主因,扶持政策僅是甜頭。
唐介紹,去年該場所獲的50多萬元國家補貼全部用于豬場的擴繁建設,但去年引種和擴建豬場總共花了上千萬元。顯然,補貼對于真正投資養豬的資金僅是杯水車薪,投資養豬的資金來源更多需要依靠豬場自身贏利積累。
如今生豬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,唐建議,國家的生豬扶持政策應該轉變方向,政府部門應該制定保護農民養豬積極性的措施,以免出現非正常大規模淘汰種豬的情況。“比如在食品收購、調運、加工等方面制定扶持政策,保障豬農的利益”唐場長認為,政策過度干預市場規律并非明智之舉。
“有些扶持政策(如母豬補貼)已不宜繼續使用”,許偉濱指出,隨著現實的變化,國家應改現有的扶持政策,重點扶持規模化、集約化生產方式,加大諸如環保建設、種豬改良、飼料研究等基礎性研究的投入。“通過提高科學技術,提高飼料利用率、母豬的年產仔數和肉豬出欄數等,同時建立生豬最低保護價和豬肉儲備制度,達到穩定生豬生產和豬肉價格的目的。”
“環境”比補貼更重要
圍繞政策實施情況,代表們普遍有怨言,認為國家政策是利民為民,但到了地方政府卻因種種原因“大打折扣”。而廣東長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江健常卻認為:“國家補貼政策帶來的更大問題是養豬業生存環境受到了挑戰。”養豬行業在廣東很多地區被驅逐是行業的最大危機。
一些地區對發展養豬持消極態度,普遍認為養殖企業從2008年起取消企業所得稅,發展養豬生產對當地經濟增長沒有貢獻,而中央的扶持資金又需要當地政府配套；此外動物疫情和當地政府官員政績連在一起,而且疫病控制難度越來越大,疫病風險越來越大；環保問題,節能減排同樣是政績考核的內容。
有養豬人士將扶持政策形容為“中央請客、地方買單”。江建常認為,政策是中央政府制訂的政策,要靠地方政府來買單,就是由于這個措施,使得地方政府和養豬業得矛盾加深。 |
